■倪世傑
農業外勞與台灣當前農業發展問題究竟有何關聯？恐怕才是更為需要關注的課題。台灣政府為使農業具有吸引力，將追求產值極大化做為唯一需求，做為吸引都會區青年下鄉的誘因，看似無可厚非，但引起的問題卻不可謂不大。
（上圖）2013年1月30日，台灣農村陣線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重新檢視台灣農業政策導致的問題，並終止開放中國農產進入台灣。（圖文／本報資料室）
農業發展問題
農業的核心在於餵飽民眾的肚子，使其能夠擁有足夠的熱量，以支應勞動力再生產的需求。因此，糧食價格問題在不生產糧食的都會地區一直是相當敏感的問題。然而，當農業地區競相發展精緻化的農業，一來造成耕地種植面積直線下降，2003年台灣耕地尚有84萬4,097公頃，2012年減為80萬2,876公頃，耕地以每年4千公頃的速度消失（註1）；二來則是糧食自給率下降，農委會於9月30日公布2012年以熱量計算之綜合糧食自給率為32.7％，較2011年減少1.2％，與馬英九於2011年宣示10年糧食自給率達40％再倒退一步（註2）。台灣民眾平均所得不增反退所帶來的影響，就是混充劣等糧食的情況充斥，9月底農糧署擴大抽檢市售小包裝米，不是發現劣等米混充台灣米情況相當嚴重？泉順山水米公司不是還有3千噸進口米流向不明？
同樣的，發展精緻農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是排擠了一般民眾的食物消費。高單價作物的消費市場不是國內的富有民眾，就是外銷。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一般公民或許無法限制商品最後的銷售地點，但是維護國內民眾食的安全以及主副食產品價格平穩與多樣性，政府責無旁貸，尤其在政府在政策上給農企業各種方便的當下，這項問題更形迫切。
中國因素
虛擬商品的運動本身就不是自我組織起來的產物，它毋寧受到國家高度的規範。就土地而言，波蘭尼進一步指出：「土地所有權能否轉讓；如果能，轉讓的對象是誰，要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其中包含什麼樣的財產權利；某些類型的土地可以派什麼用途。」（註3）
《服貿協定》當中最敏感的地帶，莫過於台灣農地所有權與糧食安全問題。如前所述，農業發展的首要目的不在獲利，而是服膺國民民生之所需。一旦開放中國、或是其他國家的廠商來台進行農地自由買賣，在全球糧食危機陰霾不減的前提下，我們很難相信，未來在台灣土地上生產的農作物會以服務台灣民眾民生需要為優先，尤其中國大陸13億人口需要餵養的情況下，如何在台灣的土地上找到滿足中國新富階級口腹之慾的機會賺取利潤，甚至因此控制了台灣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反過來主宰了台灣民眾食的需求。這就是中資來台灣投資農地的誘因而台灣個別農民的理性化（外銷導向的收入最大化策略），將造成集體的非理性化（綜合糧食自給率），這顯然是當中不可忽視的矛盾。
而農業外勞引入是否又會助長這個矛盾？如果促進農企業發展是當前農委會秘而不宣的政策，那我們要問的是：農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糧食安全的問題要如何平衡？農企業的發展是否能夠有效解決台灣農業日益萎縮的問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與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必須回答的是：台灣農業發展的總方針究竟為何？是具有自主性的、以服務台灣2,300萬民眾為優先的農業發展政策，還是台灣的農地即將淪為外資營利的殖民地？
結語
土地與勞動力做為一種虛擬商品，具有高度的投機性格，也由於其本身所具有的虛擬性質，因此必然需要國家高度的管制，才能夠便利虛擬商品市場的運作。今天台灣農業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於土地零碎化與農民年齡結構的高齡化，賣農地轉做他用成為老農「澤被後代」的選項，小農加上私有化的農地政策必然加速台灣農業衰落。另一方面，企業化的農業發展方向本身也充滿矛盾，農業外勞不（只）是勞動力，他更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相對保守的台灣農村準備好接納農業外勞以及其所屬的文化體系嗎？農業外勞的引進相當可能因此剝奪台灣農村既有的農雇工體系，進而加劇當前台灣農村的貧困化；一個服務於跨國資本需求的農業體系相當可能使台灣農業成為資本的殖民地。
最後的狀況或許沒那麼糟，但菲律賓出口導向型的農業發展並未造福菲國民眾食的需求足為殷鑑，這非關土地正義，而是糧食主權的爭奪戰中在開放農業外勞的政策下揭開了序幕。（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註1：《農業統計年報：101年》，行政院農委會網站。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註2：廖靜蕙，〈2012糧食自給率再退1％ 仰賴進口、飲食西化問題難解〉，環境資訊協會電子報，2013.10.1。http://e-info.org.tw/node/93132
註3：Karl Polanyi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60。
文章@台灣立報
